山东琴书

山东琴书的发展历程漫长，源于明代中期鲁西南地区兴起的民间小曲自娱演唱形式“庄家耍”（又称“玩局”），历经数百年演变，逐步从民间自娱形式发展为职业演唱艺术，形成了成熟的艺术体系与鲜明的流派特色。2006年5月20日，由山东省申报的山东琴书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序号257 Ⅴ—21，成为受国家保护的传统艺术瑰宝。

历史渊源

起源阶段

山东琴书的起源可追溯至明代中期，发源于鲁西南菏泽地区，最初为当地农民自娱自乐的“庄家耍”，是一种以民间小曲联唱为主要形式的休闲演唱活动，无固定演出场所与专业艺人，演唱内容贴合田间劳作与民间生活，伴奏乐器以古琴、古筝为主，形式较为简单。这一阶段的演唱活动主要是民众表达生活情感、消遣娱乐的方式，为山东琴书的后续发展奠定了民间基础与音乐根基。

发展与成熟阶段

至清代中期，山东琴书进入重要发展期，伴奏乐器发生重大变革，古琴、古筝逐渐被扬琴（又称“蝴蝶琴”）、四胡、琵琶、简板和碟子替代，表演形式也从单人自娱发展为多人分持不同乐器自行伴奏、分行当围坐表演的形式，形成“以唱为主，间有说白或对白”的艺术特点。此时，演唱曲调逐渐丰富，搜集整理的曲牌达数百支，其中“老六门主曲”成为核心曲调，奠定了山东琴书的音乐框架。清末民初，山东琴书进一步成熟，曲调逐渐集中，形成以《凤阳歌》和《垛子板》为主要曲调、穿插少量小曲进行说唱的音乐体制，节目形式也从短篇小曲子转向中长篇书目为主、兼唱小段的格局。这一时期，山东琴书开始出现职业艺人，演唱范围不断扩大，逐步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流派，成为山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曲艺形式之一。1933年，该曲种正式定名为“山东琴书”，结束了此前“唱扬琴”“改良扬琴”等多种名称并存的局面。

近现代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山东琴书获得新的发展机遇，流行范围扩大至山东省以外的地区，相关部门组织艺人对传统曲目进行加工整理，同时鼓励新曲目创作，涌现出一批具有时代特色的优秀作品，进一步丰富了山东琴书的节目库。这一时期，山东琴书的表演形式也有所创新，突破了传统围坐演唱的模式，融入了更多舞台表演元素，增强了艺术表现力。改革开放后，受流行文化冲击，山东琴书的发展面临挑战，受众群体逐渐萎缩，传承出现困境。为保护这一传统艺术，相关部门与传承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挖掘整理传统曲目、培养年轻传承人、推动艺术创新等，使山东琴书在新时代得以延续与发展，逐步重新走进大众视野。

艺术特点

表演形式

山东琴书的表演形式灵活多样，主要有单人唱、对唱、三人坐唱和多人联唱等，传统表演以多人围坐演唱为主，演唱者分持不同乐器自行伴奏，分行当演绎角色，无需专职伴奏人员。现代表演形式以对唱为主，俗称“鸳鸯档”，多为男女二人轮唱或合唱，演唱者居中打板击琴，伴奏者分列两侧，配合完成表演；单人说唱形式较为简洁，伴奏乐器以坠琴、脚踏梆子为主。表演中，山东琴书始终坚持“以唱为主，以说为辅”的原则，说白部分简洁凝练，多采用山东方音，贴合人物形象与剧情发展，起到串联唱腔、交代情节的作用；演唱部分则注重情感表达，通过唱腔的起伏变化传递人物的喜怒哀乐，形成“唱中有说，说中有情”的艺术效果。

唱腔与曲牌

山东琴书的唱腔源于民间小曲，曲调丰富多样，历史上曾有曲牌三百余支，经过长期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老六门主曲”为核心的曲调体系，包括《上合调》《凤阳歌》《叠断桥》《汉口垛》《垛子板》《梅花落》。清末民初以来，曲调进一步集中，以《凤阳歌》和《垛子板》为主要曲调，穿插少量小曲，形成了成熟的音乐体制。其唱腔结构经历了从曲牌联缀体到板式变化体的演变，早期采用曲牌联缀的形式，根据剧情与情感需求自由组合曲牌，无固定格式；后期逐渐发展为以主要曲调为基础，通过板式变化丰富表现力的结构形式。唱腔具有浓郁的山东地域特色，行腔自然流畅，咬字清晰真切，兼具深沉厚重与婉转华丽的特点，不同流派的唱腔风格各异，展现出丰富的艺术多样性。

伴奏乐器

山东琴书的伴奏乐器以扬琴为核心，扬琴又称“蝴蝶琴”，是整个伴奏体系的主干，其音色清脆明亮，既能为唱腔提供节奏支撑，又能通过独奏段落丰富表演层次。除扬琴外，常用的伴奏乐器还有四胡、古筝、琵琶、坠琴、三弦、软弓胡琴、简板、碟子、云板等，不同流派根据自身风格，对伴奏乐器的选择与搭配有所差异。伴奏乐器的演奏注重与唱腔的配合，遵循“伴奏托腔、腔伴合一”的原则，通过乐器的音色与节奏变化，烘托唱腔情感，增强表演的感染力。随着时代发展，伴奏乐器的配置也有所创新，部分表演中融入了现代乐器元素，在保留传统韵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艺术表现力。

语言特色

山东琴书采用山东方音表演，语言朴实自然，贴合民间生活，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其唱词以七字句为主，句式整齐，韵律和谐，注重口语化表达但不流于俗套，既能体现山东方言的独特韵味，又便于受众理解与传唱。说白部分多采用民间口语，简洁生动，能够快速交代剧情、刻画人物，使表演更具亲和力与感染力。不同流派的山东琴书在语言上也有所差异，南路贴近鲁西南方言，深沉质朴；北路融入济南方言，纯朴中显幽默；东路结合胶东方言，婉转流畅，这种语言上的差异进一步丰富了山东琴书的艺术特色。

流派划分

山东琴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因地域文化、语言特色与艺人风格的差异，逐渐形成了南路、北路、东路三大流派，其中南路为最早的一支，东路与北路均源自南路，三大流派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山东琴书的艺术体系。

南路琴书

南路琴书发源于鲁西南菏泽地区，是山东琴书最早的流派，也是其他两大流派的源头，流行于鲁西南地区，以茹兴礼及其创始的“茹派”最具代表性。该流派演唱不用花腔巧调，行腔深沉，咬字真切，情感表达真挚，节目多为愤世之作，反映民间疾苦与社会现实。南路琴书遗存了大量明清俗曲曲牌，音乐底蕴深厚，其唱腔采用曲牌联缀形式，曲目丰富，长篇、中篇、短篇兼备，表演风格庄重朴实，注重唱腔的情感传递与内容的思想性，对山东琴书的整体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路琴书

北路琴书以济南为中心，广泛流行于鲁西北地区，由邓九如创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邓派”。该流派在传承南路琴书基础上，吸收了皮黄、评戏、山东大鼓、京韵大鼓等姊妹艺术的长处，表演善用方言俚语，于纯朴中显幽默，平易中求韵味。北路琴书在伴奏上独特地使用了古筝，突破了传统伴奏技法，唱腔婉转悠扬，表演轻松诙谐，风格洒脱大方。邓九如曾灌制唱片，在济南、天津等大中城市演唱，极大地扩大了山东琴书的影响力，其传人在传承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北路琴书的艺术内涵。

东路琴书

东路琴书以广饶、博兴为中心，流行于胶东各地，由商业兴、关云霞夫妇及商秀岭等艺人创始，形成了“商派”。该流派源于南路琴书，结合胶东地区的语言特点与民众欣赏习惯，对唱腔进行了创新，将《凤阳歌》与《四平调》融合，形成了婉转华丽、富于变化的唱腔风格。东路琴书突破了“男女同腔”的传统演唱形式，将山东琴书京韵化，在向全国普及山东琴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表演注重以唱取胜、以情动人，唱腔优美动听，曲目兼具传统与创新，深受胶东地区民众喜爱。

代表曲目

代表人物

山东琴书名家辈出，各流派均有极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他们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对山东琴书的唱腔、表演与曲目进行了丰富和完善，推动了这一曲种的发展与传承。茹兴礼是南路琴书“茹派”创始人，艺名小歪辫儿，少时家贫，15岁开始学唱琴书，精研唱、说、演、逗及伴奏技巧，率先将《凤阳歌》改为快口，其演唱行腔深沉，咬字真切，为南路琴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邓九如为北路琴书“邓派”创始人，吸收姊妹艺术长处，改用济南方言演唱，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曾任山东省文联三届委员、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山东分会副主席等职，对扩大山东琴书的影响力贡献卓著。

商秀岭是东路琴书奠基人，原为四平调艺人，后改唱琴书，根据胶东地区的语言特点创立了新的《凤阳歌》，突出以唱取胜、以情动人的特征，为东路琴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李湘云、姚忠贤等也是山东琴书的重要传承人，其中姚忠贤为北路琴书第二代传人，国家一级演员，致力于山东琴书的创新与传承，尝试将流行歌曲改编为琴书，扩大了受众群体。

代表曲目

山东琴书的曲目丰富，涵盖长篇、中篇、短篇，内容涉及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社会现实等多个领域，既有传统经典曲目，也有现代创作曲目，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化特色与民众需求。传统曲目以中长篇为主，兼唱短篇，长篇曲目多为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中篇曲目聚焦民间生活与人物悲欢，短篇曲目则多为早期民间小曲子传承下来的经典之作。现代曲目则结合时代主题，反映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经过加工整理的优秀传统节目与新创作节目，均在山东琴书的传承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展现山东琴书艺术魅力的重要载体。

传承价值

传承现状

随着时代发展与流行文化的冲击，山东琴书的传承面临诸多挑战，受众群体逐渐老龄化，年轻传承人数量不足，部分传统曲目与技艺面临失传风险，演出市场也有所萎缩，发展陷入困境。尽管如此，在相关部门与传承人的共同努力下，山东琴书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通过多种方式推动这一传统艺术的延续与发展。

保护措施

2006年山东琴书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相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措施，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工作。菏泽市艺术研究所和郓城县文化馆获得其保护资格，2020年，山东琴书又入选临沂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保护工作主要包括挖掘整理传统曲目与曲牌，建立完善的资料档案；培养年轻传承人，改变传统“口传心授”的教学方式，将山东琴书纳入高校音乐学课程体系，系统开展教学与培训；推动艺术创新，结合时代特色改编曲目与表演形式，增强艺术吸引力；开展各类演出与宣传活动，走进高校、社区，扩大受众群体，提升山东琴书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价值与影响

山东琴书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艺术价值与学术价值，是山东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反映了山东地区的民间生活、民俗风情与人文精神，为研究明清以来山东民间音乐、方言文化与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与资料支撑。其独特的唱腔、表演形式与伴奏技法，丰富了中国曲艺的艺术体系，对其他曲艺形式的发展具有参考与借鉴意义。山东琴书对吕剧的发生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吕剧的直接母体，其在唱腔、曲目、表演形式等方面为吕剧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推动了山东地方戏曲的发展。此外，山东琴书还传播至皖北、苏北等地，影响了安徽琴书、徐州琴书、淮北扬琴等曲艺形式的发展，其伴奏乐器扬琴也在发展过程中从伴奏乐器转变为独奏乐器，提升了乐器本身的艺术价值。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山东琴书还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能够丰富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在当代社会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